当前我国工业面临的若干重要问题（上接第7期）

高　梁

四、当前我国工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工业总的特点是大而不强。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技术后进国、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2007年我国工业平均增加值率是26.45％，同期美国为44.85％、英国为33.04％、日本为33.94％、德国为28.51%。这大体反映了我国工业结构和综合竞争力的水平。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大、产业集中度低、过度竞争，企业协作协同机制弱；技术研发、国际营销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内资大企业作为凝聚行业的骨干。外资对很多行业虎视眈眈。

国内工业结构，偏重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工业产值中，原材料约占一半，在制成品中消费品占一半。这反映了偏重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宏观需求状态。另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多数高端产品没有供给能力、受制于外国（或外资）。

（2）出口加工业被压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我国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工业品占总出口额的90％多），出口总值的58％（电子通讯的90％）由外资完成，出口的50％是贴牌组装加工（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业除用电用水之外，和国内工业的关联性很小。

出口工业品主要是纺织、轻工、电子通讯，机电产品以及部分原材料。2000年以来，出口额中装备类产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到50％，但高端设备和零部件占进口的比重也达到50％左右。

沿海出口加工业已“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跨国公司掌控全球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研发设计、高端加工、营销（订单、运输、金融保险）、客户服务（如工业装置、民机运行的远程监控维护），即“微笑曲线”，中国厂商处于底部简单加工环节。贴牌产品出厂售价仅占总价值链的10％强。由于30多年“招商引资、借船出海”、“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心理，致使本国企业品牌建设、跨国营销的能力没有形成，反养成甘当世界“车间”的心态。

（3）多数行业缺自主核心技术。我国工业的低水平规模扩张已近极限，不少人错误地以为“中国已进入后工业时代”。实际上我们远未走出工业化追赶阶段。我国工业增长主要是平面式的规模扩张，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差、自主技术欠缺。关键核心技术依存度超50％（2002年为87％），先进技术和装备反复引进、被动追赶，消化不力。工业界估计，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约为10年-15年。

纺织业与国外的差距依然巨大。我国纤维加工量占国际贸易的30%，但高端纤维和高级面料基本靠进口，纺、织、染、整各工序设备大部分靠进口。大量出口坯布染整后再进口，每米倒贴0.4美元以上。该行业早已市场化（国企不足10%，民企50％），政府基本不管，但至今没有自己的品牌，看不到技术创新，只有残酷的杀价竞争。显然，市场化经济显然不是“企业家”成长的充分条件。

装备制造业中的高端产品仍然受制于人。中低档产能（浅层次加工）过剩，大部分核心技术（整机设计和系统集成、材料、控制、高端元器件、基础零部件等）属于“瓶颈”，掌握在外资（外国）手中。高端、关键设备大部分靠进口，国内能解决的装备也大量进口。国产装备国内市场满足度不到60％。

高铁的发展世界瞩目，但轴承、轴、轮毂、刹车系统等重要部件靠进口。汽车作为支柱产业，轿车年产1000多万辆，合资外国品牌占80％的整车市场和60％的零部件市场（汽车电子、发动机等高端零部件占90％）。工程机械业在过去10年里高速增长，中资占一半以上，但多数是中低档产品，进口零部件费用占出口额的40％。机床生产仍然落后。高档机床国产占有率不足5％，中档以上机床的数控系统、功能部件（伺服机构、刀具量具等）的自配率不足20％。整机成本的40％用于进口零部件。机械零部件的质量有待提高。国产齿轮、轴承的寿命仅为国外的1/4、液压件不过关，主要原因是材料技术不过关。国内钢产量7亿吨，但每年仍需进口4000-7000万吨高级钢材。

相当部分高端设备国内不能生产；工业自动控制装置硬件（如传感器）和基础软件以及航空发动机，船舶的导航仪器仪表……基本靠进口。电子高技术加工设备被西方卡脖子。

大型成套设备（石化、冶金）的系统集成与工程技术能力薄弱，缺乏总承包企业。重大建设项目基本依赖外国工程承包公司（工程整体设计、工艺技术），国内装备制造厂只能以合作生产方式分包少量单体装置，还是打工的角色。

高技术领域得到的附加值很低。2012年我国生产了11.8亿部手机、3.5亿部计算机、1.1亿台彩电，其高端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进口，进口额仅次于进口原油（1800亿美元）的费用。国内500多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的销售总额，仅为美国高通一家的50%、电子百强利润的总和相当于苹果的41.4%。国家对高技术行业的支持，只是给补贴、引资或引进技术，对组织核心技术的攻关难见成果。

（4）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使我国民收入大量外流。我们须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用于向外国厂商支付专利费；DVD、电视、优盘、光盘、刻录机、数码相机、摩托车等均被外企敲诈专利费。进口一箱英特尔芯片的价值等于一列车钢材。我国工业销售利润率仅5％、联想利润率仅1.4％，而英特尔不景气时利润率也高达30％。我国轻纺产品充斥全球，和各发展中国家低水平竞争，贸易条件逐渐恶化。

技术创新能力滞后，不能不检讨产业技术政策的问题。

一是为“入世”而放弃“限制进口、引进消化国产化”政策，大幅度降低高端工业品的进口税率。在获得低技术产品出口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国内高端制造业。

二是不顾国情和一刀切的科技体制改革，将原各工业部属数百家科研院所全部改为企业。原部属院所固然有“大锅饭”弊病，落后于西方，但毕竟是各行业应用技术研发骨干。把他们“推向市场”赚小钱，导致基础科研荒废、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与技术服务功能消亡。

“企业是创新主体”的必要条件是：政策环境、企业规模、可用资金、企业战略、技术队伍与持续的科研积累。一些重要共性技术（如模拟仿真设计、先进材料、基础软件、流程加工工艺等），必须由多种学科队伍合作、长期研究，持续的资金投入和技术积累才能见成果。西方巨型跨国公司居行业垄断地位，有实力搞基础－应用科研。我国企业除少数例外，一般不具备如此实力。由权威机构组织行业级的共性技术研发推广，是工业自主技术进步必需的机制。院所改制后失去持续技术积累条件，在外资强势竞争下，只能被迫合资或被动引进。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的只占13％（大中型企业3/4没有研发活动），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收入的1.5%（发达国家大企业5％、高科技企业10％）。国家发明专利，大部分由国外机构注册。

五、自主推进产业升级是发展战略转型的核心

中共十八大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要)加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要“坚持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从依靠引资引进、平面扩张，到依靠自主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是发展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涉及各方面政策的调整（外经、市场、产业、科教）。这必然引发不同观念的冲突和利益集团（主要是国外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的抵制。西方指责我国搞“经济民族主义”、支持“国企垄断搞不公平竞争”等，迫使我国放弃自主创新、方便外资在华进一步扩张渗透。

在指导思想层面，我们期望取得一些基本的共识。

第一，独立自主的工业现代化，是经济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

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2020年GDP翻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战略目标，核心任务是在保持工业自主发展的前提下，自主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工业发展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工业结构优化和竞争力－附加值的提高，是提高人均收入的根本。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三产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都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当前国际贸易形势恶化、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持续20年的“吃比较优势饭、靠出口和基建房地产拉动”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产业升级任务紧迫。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从根本上转变沿袭许久的片面的“放权让利”、“世界工厂”这类体制和发展思维。

第二，为贯彻这一关系长远和全局的战略转变，有必要对当前的一些流行意见加以澄清。

有人把贫富分化、大众消费水平低归罪为“国企垄断”，提出“扩大内需首先要破除国企垄断”，这明显是指鹿为马，混淆视听。

用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系统”刺激消费的主张，首先要考量其可行性。当前我国的社保体系特点是各地方财政自行负担、城乡分开。我国还有7亿人在农村，东西部经济水平差异大，建立全国统一社保体系首先涉及中央－地方和各地方利益的协调、提高财政汲取能力、克服地方－城乡壁垒等复杂问题。即使实现全国社保统一，也要量力而行。勉强拔高社保水平，将耗尽国家的发展后劲。欧洲高福利的前车之鉴不远。

有人多次提议“变卖国企资产充实社保基金”。这是分光吃尽全民积累的家底和加速私有化“一石二鸟”的“对策”。这将导致损毁国力根基，实际上最符合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利益。缓解贫富差距的正途，是对高收入和大额财产征收累进税，提高财政在GDP的份额，提高二次分配水平，这在西方也是天经地义。

有人强调加快城镇化以维持投资水平、拉动三产、保持经济增速。但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及其派生的商贸运输等实业的发展（美国GDP中三产比重大，是因为他们的三产包括大量技术专利收费、占据国际高技术生产服务市场）。仅靠零售餐饮之类低档三产无法吸纳非农就业。另外，城镇建设的前提是实业支持的地方财政，超前发展则呆坏账无法消化。就目前地方债务和银行资产结构看，城镇化不宜再强调。

关于产业组织结构，很多人强调要支持“小微企业”以扩大就业，背后的潜台词是丢下大型国企、重点扶持私人小企业。但工业的特点就是大中小企业共生，大企业能够带动几十上百家配套企业。国际巨头在中国以大企业为主要竞争对手，骨干大企业一旦垮台，众多小企业也站不住。中国的众多私人小企业在技术积累、队伍、信誉方面均不足，指望他们挑起中国工业的“大梁”是不可能的，还是要以既有的本国工业体系为依托，以大带小。

第三，需要明确和统一的经济发展战略。

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赶超必须克服两大基本障碍：（1）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差距，即模仿学习－形成能力－产业化的节奏，必须不低于发达国家；（2）市场障碍，即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有市场优势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拿出更具竞争力（性价比）的产品赢得市场。前者涉及经济的综合效率和国家动员力，后者涉及国家对民族工业－市场环境的支持政策。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必须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及企业本身）之间、微观竞争－综合协同之间、开放性－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产业优先顺序，科技政策、价格与市场政策，乃至组织技术研发、企业规模、资源动员等微观政策。

当代后发展国家，凡是成功实现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其基本经验都包括：自主型技术立国的指导思想、市场经济加政府指导、“官产学研用”协作的创新体制、强力支持创新－进口替代和适度产业保护政策。产业政策、市场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互相配合的体系。

我们有必要系统考虑工业化战略，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

（1）推进产业升级、发展战略转型，是需要长期努力的历史过程。这不仅是培养几个“高技术战略产业”的问题，而是要全面提升工业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尚在进行时，产业结构呈多层次状态，各地发展不平衡。工业升级的政策不可能全国步调一致。关键是要从指导思想的调整开始，启动工作重点的调整。

（2）围绕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这一战略目标，建立相应的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创新效率的体制机制。从科研（基础－应用－产品开发）－产业化（产业政策）－占领市场（市场鼓励／保护政策）全过程着眼，撤除各环节之间的隔离障碍，从体制和政策上调动各领域、各层次的能力和优势，综合发挥政策和市场作用，形成协同效应。要审视并调整现有政策中不符合这一战略目标的部分。

（3）改革开放要为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目标服务。根据国家工业现代化目标，重新考虑企业体制和政企关系的安排。国有企业改革要谨防私有化。国企产权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要重视发挥骨干国企的战略作用。目前占经济总量20％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成分的主导力量。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势竞争，我们的国有企业是贯彻国家意志、抵御西方冲击侵蚀的中流砥柱。国企所坚守的命脉产业（国计民生）和战略产业（军工－高端装备－国家安全）是国家独立主权的根基，是未来科技－产业升级的根据地。对国内外某些机构不负责的“私有化”建议，要坚决顶回去。

现国企系统负责人中普遍存在的责任感缺失、短期行为、官场钻营、腐败等问题，需要通过强化治理监督、强化组织纪律和教育逐步改善，但不应该以此为由忽视国企存在的战略意义。国资委对所属企业的管理和考核目标，也应转向国企承担的战略任务上来。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无条件减少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形式，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没有统一的尺度。任何国家都不遗余力地支持本国战略性产业（如美国对军工企业、跨国电子通讯企业的大力资助并赋予间谍任务）。后进追赶型国家如果照搬西方教条、放弃产业政策和对重点企业的支持和保护，等于自废武功。对20年来工业改革进行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很多失误，恰恰是在市场化潮流中，政府对产业的支持干预不够有力或干预方向和手段有误。

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不宜提“开放倒逼改革”，开放要有底线和“度”。开放的根本宗旨是吸收国外资源为我所用、增强自身能力（而不是“融入”西方体系），开放的底线是确保民族工业的独立自主性。在全球化环境下，后进国家的追赶型战略，必须制定合理适度的产业，借鉴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尤其是福利国家建设方面积累的一些有效的运作机制和经验教训，但是应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消化、吸收，防止脱离中国国情简单移植。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将其对基本价值的理解作为衡量政治现实的标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双重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坚持以权利与义务为核心原则的社会公正。“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程度对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但市场公正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市场公正转化为社会公正，取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程度。当然，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础的社会互助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对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性的否定，也是一种超越和扬弃。

（来源：《环球视野》）